南城县麻姑山以麻姑名莫知何年始，宋代时山上已有恒山精舍、翠微亭、元通宝殿即麻姑庙。为表彰曾在麻姑山修道的紫阳真人邓紫阳，唐玄宗下诏扩建麻姑庙，开元二十七年（739）扩建落成，赐号“仙都观”，供奉麻姑神像等。大历六年（771）四月，已卸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可谓是无官一身轻，离别前夕，游历“江山炳灵”的麻姑山，虔诚地祭拜麻姑，祈求国泰民安。观瞻有感，遂撰并书《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简称《麻姑仙坛记》，有大、中、小拓本存世），不久勒石为碑，立于麻姑山上，以传麻姑盛德和功烈，人们称之为“鲁公碑”。
鲁公碑的问世，引来天下人争相登山膜拜、手摹心绘，而麻姑山虽以麻姑得名，更以此碑而流播四海、名满华夏。与颜真卿同时代的诗人刘禹锡游历麻姑山时，有诗云：“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北宋李觏的《鲁公碑》诗中有言“唯恐此碑坏，此书难再睹。安得同宝镇，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时，莫教凡眼觑。”极言碑乃镇山之宝，仅在祭祀等重要活动时，才对外展览。可惜由于石材风化和人为摹拓等原因，北宋时的鲁公碑破损程度比较严重。对此，年龄稍晚于李觏的工部郎中刘泾感叹道“呜呼鲁公碑，风雨三百年。爱字不爱碑，磨灭安得传。不敢手触之，谓是甘棠篇。”将其视为鲁公的遗爱珍宝，甚至不敢用手去触摸，表达对颜鲁公“见字如面”的仰慕之情。
绍兴二十七年（1157），建昌知军胡舜举作《颜鲁公祠》一诗，其中有诗句“我来摩挲读丰碑，扛鼎笔力犹精奇。定应神物常护持，劲直千载垂良规。”将此碑作为祠堂“神物”，警示后世为官者的“良规”。庆元六年（1200）三月十五日夜晚，麻姑山仙都观突发火灾，观中众物焚荡几尽，唯独此碑完好保存下来。是年十月，周必大在观瞻临川籍梁世昌珍藏的《颜鲁公帖》跋文中述此事。可惜后来原碑又遭雷电击破，于是重刻碑石。元代吴澄见到重刻的碑石时，惋惜地说：“颜鲁公麻姑坛碑在吾乡，旧碑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体浸失其真。”明初诗人左谦曾言“蹇余生苦晚，无由见真迹”，未能目睹鲁公碑的真容，深感遗憾。明代正德年间，当地一樵夫在山涧发现已断缺一角的碑刻，但字迹无恙，后被建昌郡守私藏，便再无原碑石踪迹。
展开剩余78%明万历十三年（1585）建昌府郡守李季膺（字元服）又以罗汝芳家藏拓本为底本，精心摹刻，再次立碑于郡府之中。后来，南城益宣王朱翊鈏寻到宋拓大字本，请技艺精良的刻工摹刻，并作跋文述此事。他说：“此（碑）石为一（郡）守橐之归，而命一俗工摹一碑于郡。余因仿宋拓，命工精刻，函之邸中，其碑阴卫夫人等书一一并留，不差毫发。”益王府官员金章观瞻有感，遂作《鲁公碑》诗云“读罢幽碑增夙慨，思余正气凛秋穹。神仙事杳文章在，不拜麻姑拜鲁公。”表达他对颜真卿书法艺术和人格品节的崇拜。清乾隆年间，建昌府重刻小字版碑石立于盱江书院，咸丰六年（1856）毁于兵患。1992年时任江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篆刻家许亦农以大字本楷书镌刻成碑，重立于麻姑山鲁公亭。除南城麻姑山外，在湖南黔城芙蓉楼、湖南新化县、广东广州粤秀书院等地，还保存着清代翻刻的鲁公碑石。
颜真卿从小勤练书法，一生临池不辍。在广泛汲取“初唐四家”书法特点的基础上，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并结合盛唐气象以及文书并重的深厚家学，“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创造出一种遒婉筋骨，端庄雄伟、韵情兼备的新书体——颜体。他确立了唐代楷书的法度，打破了魏晋以来，王羲之、王献之“一统天下”的书法格局。宋代的苏轼评价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价唐代书法时，说:“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等等，无不说明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由于历史机缘，抚州有幸成为王羲之和颜真卿两位中国书法名家曾经仕宦的唯一城市，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颜真卿是继王羲之之后又一次把书法艺术种子撒播在抚州大地上的书法家。目前，颜真卿现存世书法作品约有170件，主要有石刻、拓片、墨迹、刻帖等。现存楷书约36件，行草书 35件。而他在抚期间创作的书法作品约有21幅，存世仅有5幅楷书作品。如：大历三年（768）四月，初到抚州，即为道士谭仙岩书《马伏波语》（拓本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大历五年（770）正月题额“逍遥楼”，（拓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颜体中风格独特的榜书。还有他为南城天一山道院所书“天一山”大字匾额，字体端庄遒劲，浑厚有力（清代重刻石匾，现存于江西省博物馆）。此外则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麻姑山仙坛记》和《大唐中兴颂》。
《麻姑仙坛记》是颜真卿书法艺术成熟期楷书作品的典范，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其传世拓本繁多，总体上分为大字本、中字本和小字本三种拓本。其中大字本，字径约5厘米，以明代益端王朱祐槟重刻宋拓本为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字本，字径约2厘米，首见南宋留元刚《忠义堂帖》，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小字本，字径1厘米左右，以南城刻本为贵，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书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董其昌、翁方纲、张廷济、何绍基、罗振玉、谭泽闿、丁敬、赵之谦等对此多有版本考论或书法评鉴。
《麻姑仙坛记》书风拙朴古雅，骨力挺拔；用笔以篆法入楷，起笔、收笔多藏头护尾，精力内蕴，含而不露；结体宽博大方，线条厚重，字体中宫留白，向四周扩张、外拓，多显朴拙意趣。康有为评说：鲁公诸碑，当以此为第一也。此碑以字如其人的形象，成为后世书家的楷模，也是楷书临摹研习的重要范本。历代书家如柳公权、杨凝式、苏轼、黄庭坚、蔡襄、米芾、李东阳、刘墉、钱沣、何绍基、翁同龢、赵之谦、谭延闿等都受到其人其书的深刻影响，其中钱沣、谭延闿以麻姑仙坛记的书风而名于世，谭延闿曾临摹《麻姑仙坛记》220通。抚州籍的曾巩、王安石、汤显祖、李传熊、陈希祖、李瑞清、何砚青等都曾师法颜真卿，当代东乡籍“红军书法家”舒同书法更是从颜体入手，并在颜体的基础上，独创磅礴浑厚的舒体，被视为当代书法史上的里程碑。
《大唐中兴颂》是隐居湖南祁阳浯溪的元结，请好友颜真卿书写刻石，大历六年（771）六月刻于浯溪崖壁，至今碑石残损严重，以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拓本较为完整。其文为上元二年（761），由时任荆南节度判官元结撰于九江。观其书法，采用中锋用笔，点画圆浑厚实，结体以宽阔取势，外密内疏，长方并举，宏伟浑厚，凸显人书俱老的古拙意趣。采用了竖写左行，勇于打破常规的做法，让人感叹鲁公超乎常人的魄力。黄庭坚称赞说：“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名崖《中兴颂》。”颜真卿大字多为粗锋饱墨，端庄浑厚，正不拘窘，庄不板滞，被后世榜书家奉为至宝，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当学颜”的说法。
颜真卿在抚期间的书法具有字内精微，字外磅礴，形神兼备的书法特征，是体现颜真卿书法“人书俱老”的重要时期。五幅书法作品虽全为楷书，却风格不同，意趣各异，尤其是《麻姑山仙坛记》和《大唐中兴颂》的书写时间相距不到2个月，《仙坛记》朴拙秀颖，《大唐中兴颂》则雅厚森严，雄深肃穆，已完全看不到“二王”书意余韵。五件作品中四件是大字榜书，《麻姑山仙坛记》的三种版本，则是小至精微，大到极致，无不体现出饱经沧桑的颜真卿书法艺术意随笔至、人书俱老的书法境界。这一时期对他一生书法艺术发展和颜体榜书地位的确立均有重大意义。
在颜真卿离任抚州的千年之后，他的异代知己赵之谦于光绪九年（1883）出任南城知县，在任职一年的时间内，已年逾五十的赵之谦，整顿吏治、案牍劳形，仍满腔爱国心，竭尽全力，以衰病之躯支持军需。光绪八年（1882）七月初，法军侵犯福州，清廷对法宣战。由于南城县位近闽、赣接壤之处，临近前线，又是通往福建的交通要道，赵之谦一方面要指挥筑城修壕备战，一方面还要应付开赴前线军队的物资供需，工作极其辛劳。他由于过度操劳公事，又有病在身，十月一日，卒于南城官舍。这位被誉为“西汉文章，北朝书法；南城仙吏，东浙通人”的艺术大师在南城县走完了人生的旅程，追随仙坛鲁公而去，身后却留给了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去世时，家无余资，尚有欠债务未还清，丧葬费用都是靠故交友朋集资接济。他在南城办理万氏一案的判词（硃笔堂判卷），被书画大师吴昌硕收藏，并在其后跋以长诗云：“无闷宰南城，吏才著卓卓。风流文采余，心细能折狱。……朱书千余言，霞光耀人目。狂草如张颠，可当格言读。”表达了对赵之谦断案的钦佩和对其书法、文采由衷的赞美。此卷虽说是公案判决书，却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书法作品。观其字里行间，酣畅淋漓，慷慨激昂，一气呵成，不乏魏碑的方刚又兼文稿行书的流畅！后由吴昌硕之子吴东迈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珍藏。
赵之谦书法初学颜体，所作楷书为“颜底魏面”，篆隶书在邓石如的基础上参以魏碑笔意，以北碑笔法写行书，日臻其妙，自创了富有金石气的笔法勾勒，粗放厚重而妙趣横生，开创晚清碑派书法的新境界。他与任伯年、吴昌硕并称为“清末三大画家”。他入仕之前，先后在浙江、北京等地鬻书画，书画是他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艺术创作附带了对索画者需求的迎合。正是这种迎合和摸索，使赵之谦的创作开始接地气，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成为新兴市民阶层喜欢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品。这也正是他高出其他清末书画家，成为艺术大师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羲之以俊美书风，颜真卿以拙美书风，赵之谦以艳美书画风犹如璀璨的明珠闪耀于抚州书画艺术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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